◆相識僅一個月，代某就主動提出想和王大哥結婚，隨后兩人見面，代某向王大哥索要了12萬元彩禮和3萬元其他費用。同年4月，兩人按照農(nóng)村習俗舉辦了婚禮，婚禮后沒幾天，代某就不見了蹤影。
◆在大量聊天信息、轉(zhuǎn)賬記錄等證據(jù)面前，代某心理防線逐漸崩潰，交代她是被一個叫“潘哥”的人騙到一個窩點后，被迫參與詐騙的，事后還要將大部分贓款上交，自己只能得到少量提成。
◆一些農(nóng)村地區(qū)仍然存在高額彩禮的習俗，部分群眾法律意識、防詐意識淡薄，容易被騙子的花言巧語蒙騙。
“走親戚”是相親，“辦喜事”是實施詐騙，“回娘家”是攜款跑路……在河南省社旗縣公檢法的通力合作下，一個組織嚴密的騙婚犯罪團伙被連根拔起，涉案的126人全部受到法律的懲罰。
剛辦完婚禮新娘就不見了
2024年隆冬時節(jié)，社旗縣某村王大哥家，燙金的喜字還張貼在門窗上，嶄新的紅被褥整齊地疊放在炕頭，房前屋后處處洋溢著喜慶的氛圍，可王大哥卻絲毫高興不起來。三個月前，他的新婚妻子代某說要“回貴州老家辦點事”，此后便像人間蒸發(fā)了一般，怎么也聯(lián)系不上了。
時間倒回2024年初，已過而立之年的王大哥在短視頻平臺上偶然間刷到代某的征友視頻，便添加其微信，兩人很快就聊得熱火朝天。相識僅一個月，代某就主動提出想和王大哥結婚，隨后兩人見面，代某以老家習俗為由，向王大哥索要了12萬元彩禮和3萬元其他費用。同年4月，兩人按照農(nóng)村習俗舉辦了婚禮，婚禮后沒幾天，代某就說貴州老家出事了急需歸家處理，還承諾“最多半個月就回來”?？蛇@一去便杳無音信。
2024年7月，意識到被騙的王大哥報了警，公安機關通過調(diào)取代某的出行軌跡、通話記錄等，跨越千里在貴州將代某抓獲。
2025年3月，公安機關以代某涉嫌詐騙罪提請檢察院批捕。面對辦案檢察官李林的訊問，代某稱自己是真心想和王大哥結婚。但不經(jīng)意間，她吐露了一句話：“我也是逼不得已才干這樣的事?！边@句話讓李林警覺起來，聯(lián)想起近年來辦理的3起“閃婚閃離”騙彩禮案件，犯罪嫌疑人均為貴州籍人員，都是通過短視頻平臺征友，快速確定關系后索要高額彩禮，舉辦婚禮后不久便失聯(lián)。
“這背后可能另有文章?！睘榱擞∽C自己的判斷，李林針對“逼不得已”這一關鍵信息展開訊問，在大量聊天信息、轉(zhuǎn)賬記錄等證據(jù)面前，代某心理防線逐漸崩潰，交代她是被一個叫“潘哥”的人騙到一個窩點后，被迫參與詐騙的，事后還要將大部分贓款上交，自己只能得到少量提成。
社旗縣檢察院隨后組織檢偵會商，提出詳細的繼續(xù)補充偵查提綱，引導公安機關以代某為突破口，深挖背后的犯罪組織，查清窩點位置、人員結構、作案流程、資金去向等關鍵信息。
公安機關立即成立專案組，一方面繼續(xù)對代某進行訊問，獲取更多關于犯罪團伙的信息；另一方面，通過技術手段追蹤“潘哥”的身份信息和活動軌跡，排查相關人員的通訊記錄、資金往來。經(jīng)過縝密偵查，公安機關陸續(xù)鎖定了北京、河北石家莊等地多個犯罪窩點的位置，聯(lián)動多地警方，成功搗毀犯罪窩點十余處，抓獲犯罪嫌疑人126人。
一個傳銷式詐騙組織浮出水面
隨著偵查的深入，一個棘手的問題擺在了公安機關辦案人員面前：犯罪嫌疑人手機里的聊天信息大多是暗語：“走親戚”實際上是去和人相親，“辦喜事”是指實施詐騙行為，“回娘家”就是卷款跑路……這些暗語讓案件線索變得混亂復雜，不好認定詐騙事實。此外，犯罪團伙成員來自不同地區(qū)，彼此之間大多用化名交流，難以確定真實身份，窩點之間還相對獨立，給案件的證據(jù)梳理工作帶來難度。
“必須找到一個突破口，把這些零散的線索串聯(lián)起來！”檢察辦案團隊和公安民警一起分析研判案情，最終確定了“以窩點為核心”的分組偵查策略。“同一窩點的成員每天一起吃住、一起接受話術培訓，他們之間的關聯(lián)性更強，彼此的證言能夠相互印證，比零散訊問更能查清事實。”李林介紹道。
功夫不負有心人。經(jīng)過抽絲剝繭的查證和耐心細致的分析，該犯罪團伙的組織架構逐漸清晰：這是一個層級分明、分工明確的傳銷式詐騙組織。“總經(jīng)理”潘某是整個犯罪團伙的核心，負責統(tǒng)籌協(xié)調(diào)各省窩點的運作，制定詐騙策略、分配贓款；“經(jīng)理”級別的成員負責管理特定區(qū)域的窩點，監(jiān)督窩點的日常運營；“大主任”帶領團隊開展具體的詐騙活動，指導成員實施詐騙行為；“主任”專門負責培訓新人，編寫、傳授詐騙話術，教成員如何偽造身份、應對被害人的質(zhì)疑甚至警方的詢問；“主管”則負責盯緊新人，防止其逃跑或反抗；而像代某這樣的“業(yè)務員”，就是直接與被害人接觸的詐騙行為執(zhí)行者。詐騙所得贓款會先上交到窩點負責人手中，然后按照層級進行抽成，“總經(jīng)理”潘某抽成30%，“經(jīng)理”抽成20%，“大主任”抽成10%，剩下的部分由“主任”“主管”“業(yè)務員”按比例分配。
以脅迫或誘騙手段招募“業(yè)務員”
2025年8月，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。檢察辦案團隊成員分工協(xié)作，對每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參與次數(shù)、涉案金額、在團伙中的層級、參與犯罪的時長、主觀惡性、非法所得等情況進行詳細核查，還專門走訪了部分被害人、犯罪嫌疑人的家屬。社旗縣檢察院經(jīng)審查認定，該團伙累計實施詐騙27起，涉及被害人70余人，詐騙金額高達500余萬元。
在審查過程中，辦案人員注意到，32名底層“業(yè)務員”中有28人曾經(jīng)也是詐騙犯罪的受害者。19歲的女孩小吳哭著對檢察官說：“我是在網(wǎng)上找工作時被他們騙來的，到了窩點后，他們收了我的手機，還說我欠了他們的食宿費，如果不幫他們騙錢，就不讓我走，還會打我。后來聽他們天天培訓話術，我慢慢就被洗腦了，幫他們騙了一個人……”還有像代某這樣的大齡女青年，原本想通過短視頻平臺找對象，結果被騙子盯上，不僅沒找到幸福，還被迫走上了犯罪道路。
對此，該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，綜合考量對該團伙成員進行分類處理：對于潘某等團伙核心成員，他們不僅是犯罪團伙的組織者、領導者，還積極策劃詐騙活動，編寫詐騙話術手冊，培訓成員對抗偵查，主觀惡性深、社會危害性大，必須從嚴懲處；對于“主任”“主管”等中層成員，他們積極參與組織管理、實施詐騙，涉案金額較大，也應依法予以嚴懲；對于像代某、小吳這樣的底層“業(yè)務員”，他們大多是被脅迫或誘騙參與犯罪，非法所得極少，依法應當認定為從犯或脅從犯，可以從寬處理；對于少數(shù)情節(jié)輕微、受脅迫參與犯罪，且主動認罪悔罪、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犯罪嫌疑人，可以酌定從輕處理。
在審查起訴過程中，社旗縣檢察院還積極開展追贓挽損工作，一方面，檢察官向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釋法說理，動員他們主動退繳非法所得；另一方面，與公安機關密切配合，查封、扣押、凍結涉案財產(chǎn)，最大限度為被害人挽回損失。
截至案件提起公訴前，已有109名犯罪嫌疑人主動退繳了非法所得，共計180余萬元。
經(jīng)審查，該院依法對10名情節(jié)輕微、受脅迫參與犯罪的嫌疑人作出不起訴決定，并根據(jù)行刑反向銜接機制，將10人移送公安機關，督促其作出行政處罰。后公安機關對9人作出行政拘留的處罰，對10人罰款1.8萬元。
經(jīng)社旗縣檢察院提起公訴，2025年11月12日，法院審理后采納檢察機關指控意見和量刑建議，對該案作出一審判決，以詐騙罪判處被告人潘某、趙某等7名核心成員十年至七年不等有期徒刑，各并處罰金；判處李某、謝某等109名有認罪悔罪、主動退贓退賠情節(jié)的被告人三年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，對部分被告人適用緩刑。被告人均服判，無一上訴。
以案釋法筑牢反詐防護網(wǎng)
判決生效后，辦案檢察官在總結案件時發(fā)現(xiàn)，這類婚戀詐騙之所以能屢屢得手，背后有多重原因：短視頻平臺對婚戀交友類賬號的審核過于寬松，用戶無須提供真實身份信息就能注冊賬號，給了騙子可乘之機；一些農(nóng)村地區(qū)仍然存在高額彩禮的習俗，部分群眾法律意識、防詐意識淡薄，容易被騙子的花言巧語蒙騙；還有些群眾在遭遇詐騙后，覺得丟人不愿及時報案，導致騙子得以逍遙法外，繼續(xù)實施詐騙。
針對這些問題，社旗縣檢察院聯(lián)合公安機關、網(wǎng)信部門、鄉(xiāng)鎮(zhèn)政府等單位，開展了“我來說反詐”系列普法宣傳活動。檢察官走進鄉(xiāng)村集市、田間地頭、社區(qū)廣場，通過擺放宣傳展板、發(fā)放宣傳手冊、現(xiàn)場講解案例、播放反詐視頻等方式，用王大哥等人的真實被害經(jīng)歷警示群眾，揭露婚戀詐騙的常見手法和防范技巧，提醒大家“網(wǎng)戀需謹慎，談錢要清醒”“高額彩禮要不得，依法登記才靠譜”。
該院還向短視頻平臺、社交軟件運營商制發(fā)檢察建議，建議平臺加強對婚戀交友類賬號的審核管理，建立身份核驗機制和詐騙信息預警系統(tǒng)，及時清理虛假賬號、詐騙內(nèi)容；向民政部門、鄉(xiāng)鎮(zhèn)政府提出建議，推動開展移風易俗宣傳，引導群眾樹立健康的婚戀觀、價值觀，摒棄高額彩禮等不良習俗。
來源：檢察日報
（責任編輯：蔡文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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